在2015年的涅槃年刊里， 自称“一个早该离开、不应再回头的人”的许振华学长，在《怎么讲述深中，为何告别深中》中抛出两个深中的认识论问题。我希望这样归纳文中的两个论点。第一，我们当下的过分单薄的深中史的叙述模式，无法再帮助我们唤起对深中的教育的想象力。第二，有太多关于历史、关于学运的重要问题被反复辩论却始终停滞不前，于是历史不再成为一种动员性的力量，反而成为了让行动者更加迷茫的包袱。这种包袱体现在该文本中，也就是许文后半段排列出的一系列没有答案的问题。距离这些问题被问出来已有11年的时间，相当于校园里的人彻底更换了三波，当时的假想敌还是王占宝，如今朱华伟（的任期）也时日无多了——而我们仍然对这些元问题没有丝毫的理论进展。

在校园行动者们的历史叙述中，深中的历史无非是交缠在一起的两条线。其一是课改史，今天被叙述的课改史实际上是校长的轮换史，毕竟在2015年就已经被形容成“年代久远已经成为神话”的王铮课改的具体细节在今天还会被谁在意呢？其二是学运史，学运史实际上没有得到成体系的整理和叙述，它最终变成了可供考古的公共写作文章，和一场场被冠以“运动”名号但实际上语焉不详的事件。许文认为，我们单薄的历史叙述无法支撑一种与当代的宣传机器对抗的竞争性话语，更何况深中史本就远远不止课改-学运这两条线索。进一步说，而正是这种历史叙述的单薄，带来（或者强化了）我们对深中问题的元问题的无知（与无力）。

我所指的“深中问题的元问题”，是这样一些问题，它们不是对手机、外卖、校规或者民主机构的任何具体讨论，而是关乎校园行动者群体的身份、路线、意义和行动的合法性的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我们长久地辩论，但始终没有任何共识；在辩论中我们积累了许多的公共知识，但公共知识只是随着文本被不停遗忘，以至于今天的讨论只是十五年前的老调重弹。但如果我们不正面面对这些问题，不贯彻落实许文的重要社论精神，怎么能让下一代的行动者在这些来自内心的质疑中不迷茫？

因此我希望在这篇文章尝试对这一类元问题进行一个整理和一些（凭感觉的）简略综述，并且期待一场“关于王铮时代以来深中学生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共讨论能够得以发生。所以我将效仿许文，提出一些（可能很多）让我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并且不在本文中回答它们。这些问题包括：

1. 深中的教育改革和学生权利是不是一种特权？什么是特权？拥有其他大多数学生没有的权利可以等同于特权吗？如果是，那么在承认特权的前提下争取这种特权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吗？取消或放弃这些特权有合法性吗？如果不是，那么有必要论证这些权利是中国受教育者的普遍权利吗？面对中国教育的庞大异质性，这样的论证是负责任的吗？深中学生的叙事/实践是一种阶层化/精英化的叙事和实践吗？深中的学生运动应该如何与更广泛的学生权利议题相关联？做“这个年龄不该做的事”是特权吗？如果不是，怎么理解学生应该学习、应该准备高考的朴素论点的挑战？
2. 深中的校园民主只是被开明领导施舍的吗？代表“结构”的课改史和代表”能动“的学运史哪个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应该更重要？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或失去自由的客体，还是一个与校方具有至少同等的能动性的行动者？如果是前者，那么学生的民主实践有意义吗？还是只是一种被收编的风格？如果有意义，这种意义来源于对现实造成的实际作用，还是只来源于公民行动本身的自我教化意义？为什么王铮时代的学生和王占宝时代的学生呈现出“接受自由”和“建构自由”的两种不同面貌，朱华伟时代的学生的整体面貌又是什么？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能动性如何（且多大程度地）得到体现？今天的我们还具有这样的能动性吗？为什么？如果认为今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能动性，就能论证前一个命题吗？
3. 深中的校园民主是公共的、全民的吗？“积极分子”和多数学生之间是什么关系？“全民讨论”的时刻存在过吗？如果不是全民的，那么一部分具有论述能力与行动力的学生一定要代表全民吗？校园行动是精英化的行动、甚至为部分学生的身份标识服务的吗？如果是全民的，那又该如何界定校园内的“政治冷漠者”的角色，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全民的校园民主？拒绝或反对参与校园事务的心态有正当性吗？对这种心态/这类人的愤怒又是正当的吗？
4. 课改-学运史是最重要的深中历史的线索吗？如果是，那是因为这种历史叙述的动员能力的功利原因，还是因为它标榜了深中相比于其他高中的特殊性，或者有其它的原因？如果不是，那还有其他什么重要的历史线索？代表官方的基于绩效的历史线索是有意义的吗？私人的、生活的历史更有意义吗？怎么理解我们的怀旧话语和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是一种动员性的合法化源泉，还是阻碍我们想象未来的历史幽灵？
5. 深中民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路线？是主张大字报大辩论的街头民主，还是关注具体的政治技术的议会民主，或者是某种基于小共同体的社区民主？我们还有正常的议会民主的参与渠道吗？这些渠道只是表面上的治理技术？如果没有，我们应该鼓励街头民主式的集体行动吗？怎么让我们的行动更有效？集体行动应该被组织化吗？如何组织和动员？在每一次的具体行动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处理行动中的路线斗争问题？
6. 谁应该为民主的衰落负事实/道德责任？进一步地，谁应该成为行动的目标？是“结构”或者“大环境”吗？“大环境”是一种放弃思考的合法化现状的托词吗？如果是，“大环境”让我们失去这些那些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是某些领导个人吗？如果是，如何调查并确认这些个人的具体责任？这对应了一种转型正义吗？如果不是，怎么理解朱华伟事实上的确亲自对深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怎么理解一些领导事实上的确采用恶劣的手段应对学生？学生自己需要为此负责吗？例如，学生的素质下降、公共参与意愿和能力的丧失，如果是，这和前面两个因素又有何种关联？对学生自身的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是合理的、还是一种苛责？

……

可能的问题还有很多。我相信以上我列出的每一个问号，都是在我们所珍视的这一部深中史中的行动者们所经历的真实困惑。2023年的春天，3月的某一天，距离我现在写下这些问号已经是三年以前，我曾和一群人一同走进C栋6楼的会议室。我当时观察着几位老师的神色，张佩值在保持着不苟言笑的谦逊，把话让给领导说同时巧妙地为自己的工作邀功，目的是讨领导欢心从而让自己上位；王新红作为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是主要的输出者，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从王铮时代或者更早以前在一届届学生行动中历练上来的她的脸上早已沉淀下一种人精式的阴沉；钟鸣则是负责唱黑脸当黑手的角色——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负责在王校长讲话结束之后，进行一些恰到好处意味深长的威胁。至于朱华伟在哪？可能在校长办公室拉着年轻老师玩着那一台公费购置的豪华乒乓球桌吗？当时我在（现在已经丢失的）手机便签里写下类似这样的文字：这张会议桌好长，我好像看不到尽头。会议桌的左侧是一届一届的学生，他们可能是我的学长学姐，来自2022年、2018年、2015年或者2011年或者更久以前，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行动、同样的困惑或者同样的创伤，我们承受一样的压力，但此刻他们的心智也和我一样不够成熟，以至于在真实的政治面前不知所措。时代在不停地向前，但我们总是经历着一样的故事，这一方面让我感觉到不再孤立无援（人为什么会参与集体行动？这是集体行动的魔力吗？），另一方面也让我在循环的无边无际的历史面前被压得喘不过气，仿佛天旋地转。我甚至在想，1989年的学生面对邓小平李鹏和赵紫阳或者1919年的学生们面对北洋军阀时，会不会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在某一个瞬间，或者很多个瞬间，我们的脑子里是不是冒出过同样的一个又一个问号？

所以话又说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这些问号一定曾经是与我相似的行动者们所面对的同样困惑，它们关涉着深中问题的根本性的认识论，决定着我们如何行动。深中人们似乎有很多的故事，但我们对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这里、我们要向哪里去实际上一无所知。当然，这不是一群高中生、靠着两年或者最多三年的时光能够想明白的问题。某种意义上深中的校园民主理论已经达到了三年时间足够学习的知识容量的上限，在一所高中里建构起一套宏大叙事，一场绵延的社会运动，去思考和面对那些真实的社会运动中的问题与困惑，已经足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既然如此，记住它们或者更进一步似乎也是我们的责任。

正如1989年改变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其中我很喜欢的两个人，赵鼎新从昆虫学转去社会学研究学生运动，北岛流亡海外之后80年代的创作和种种事件成为了他后来一系列写作的创伤动机和母题一样，对于我来说，深中的经历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所以如果最后落回我自己身上，这是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拥有一次“涅槃体验”的理由。

今天折腾了半个下午，白嫖了Microsoft Azure学生认证的免费虚拟机。大一下在ICS课上第一次遇见Linux系统，先是折腾Vmware虚拟机本地连接vscode，后来因为嫌占用空间太大卸掉了。没想到刚卸掉，大二上就又遇到了需要Linux环境的课，于是开始折腾WSL——然后后悔为什么最开始没有选这一个轻量级的解决方案。后来因为不同的项目，在阿里云、慧星云之类的云计算平台打转，算得倒是挺爽，只是那些价格让我不得不时时刻刻盯着余额关机开机试图最大化它们的价值，和小时候掐着时间玩电脑其实没什么两样。直到今天终于拥有了第一台能够保持24小时在线的个人服务器，还开了每月四美元象征性收费的公网IP，通过Github的学生包得到了免费的域名和TLS证书，发现“开网站”这件事情做起来居然这么简单：看见“Welcome to Nginx”的大字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未尝不像多年以前第一次写下Hello, world!时的感觉。

免费当然是没好货。1GB的内存连vscode的服务器都装不下，为了能用vscode在服务器里折腾还不得不从硬盘搬了虚拟内存交换的救兵。然后就在思考我应该用这个服务器做点什么。以后我也许会用来部署一个游戏，一个在线工具，一个组织的主页；可能是光鲜亮丽的学术简历，也可能是一个罄竹难书的电信诈骗平台。但在那之前，我决定先从一个最没创意的idea开始，先放个个人博客站吧。于是又折腾了一个小时，最后有了这一个网页。

配置好博客站点之后对着它的Typecho前端页面出神。我意识到自己在做的是一件十分复古的事情。这个前端的UI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土味，像是那种传说中才存在的bbs，论坛，博客，聊天室，或者人人网，这些已经从时代的记忆中死去的词。一种关于千禧年的幻觉从这个界面中占据了我。今年是2026年，如果我想说话，我可以发公众号，小红书，朋友圈，似乎这才是属于2026年的媒介。这些广场不会缺少烂俗的视线和幻想的连结，这些媒介已经取代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媒介，而我现在居然在搭建博客，我居然在对着如同乡村土路一般浅灰绿色的背景和朴素的界面写一篇博客。

现代生活还是要过的。也许你会把手机丢在一旁，在田野和泥沙的路上游荡一个下午，但你最终还是会回到五角场的车水马龙，回到现代的乱序的飞奔的时间形态中。就像也许你会在这里召唤一种怀念，怀念一个其实根本没有体验过——或者仅仅是在mcbbs，M社那样现在已经死去的地方体验过一点余晖——的时代，但你终究还是要回去面对那些现代风格的UI界面，那些圆角矩形，那些鲜艳而明确的平台色调——知乎是蓝色的，小红书是黄色的，b站是粉色的——那些被算法像水流一样推到眼前又推走的图文并茂的刺激。我知道我不可能在这个博客站点里写更多的东西，也许明天我想用这个网站做别的事情，我就会把这个站点连同它的数据库都删掉了。但此时此刻的书写，算不算一种千禧年代的幻觉？当我为了配置Typecho的主题进入它们的论坛，许多人在那里晒着自己的博客站点，执着地求着互链——同时评论区无人应答，算不算一群现代居民体验一种自己想象中的原生态生活的刻奇？

当然，博客也不只有怀旧的一种属性。博客这种媒介的另外一种属性是:反正没有其他人会来的私密感。这是一个当代媒介的有趣悖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做着撒播式的表达，仿佛对整个世界敞开。但越是面向整个世界，有时反而意味着越私人，越接近小学那种上了锁的日记本。你愿意在微博上哭，但你不敢在朋友圈乱说话。博客在这个意义上有着同样的孤独感和公共性。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如果打开服务器的后台日志，它每天要迎接几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机器人和爬虫。但没有谁会认识你。没有哪个真人会找到你。如果哪一天你来了，一个小孩子在山洞里的秘密基地，你来了，那么——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从这个角度讲，现代和古典的区别，就在于“流（stream）”还是“地（place）”的区别。

又想说回这种千禧幻觉。既视感是一种幻觉吗？幻觉又是否指向一种本体论的真实存在？那么幻觉应当被理解成一种游牧者的体验。人们在空间中游牧。你来到一个号称本真的原生态的原始的景点，凝视着当地人你知我知的表演和迎合的民俗，仿佛感受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本真性。人们在时间中游牧。胶卷、纸媒，已经毁灭或者终将毁灭的数字资源，你在现代生活的间隙里试图连接千禧年代的原住民的某个瞬间的感受，然后反过来建构了它们的样貌。它们已经不存在了，千禧年的生活已经不存在了。无论今天的人们如何感叹互联网变成了一个个分隔的孤岛，我们的生活如何被晕头转向的时间大力折叠，也回不到幻想中的田园牧歌。就像在SCP-CN-5000竞赛中胜出的那篇文章里回环复沓的句子的情绪：

回去吧。回到被暖气温暖的沙发上，晶体管电视的雪花纹滋滋作响。

热腾腾的馒头和玉米还放在滴水的蒸锅里，茶几上的圆形小鱼缸底铺满彩色鹅卵石。

生活不止是一种行动，生活是行动和世界的交互项。半个世纪前的光已经飞出去二十五个光年，如果你对它们施以凝视，它们永远无从辩解。于是现在飞速地成为历史，历史又被赋予一种政治的姿态拥有了未来。那么，我又要如何面对看着这个被我搭起来的博客前端时的千禧幻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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